白银,是全国唯一的一座以贵金属命名的城市,境内三原交汇、大河中流、丝路贯境、长城雄北,以母亲河和丝绸之路为交汇点,南为农耕文明,北为游牧文明,东为中原文化,西为西域文化。从地理位置来看,白银可谓是中华文明的十字路口,在这块博大精深的热土上,不仅沉淀了昔日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孕育了雅俗共赏的文化资源。矿产是有限的,而文化是无限的,正是文化资源的这种可持续性和永不枯竭的特点构成了一座城市深邃的内涵。历史是不朽的教科书,而文化是传承历史的纽带,是最富人文价值的情感载体。挖掘和整理优秀的文化资源,既是对历史的尊重,又是利用已有的各种资源去扩充、丰富、提升、积累新的文化资源,这对把握现实和向往未来都得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博物馆馆藏文物既是对历史的再现,又是对文化的诠释。

驼钮金印全貌 来源：白银晚报

“晋归义羌王”印文 来源：白银晚报

东罗马鎏金银盘 来源：白银晚报

　　白银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既有共性的文化内涵,又因地理位置、地形外貌、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特别,加上古往今来人文背景的特殊性,造就了这方厚土上独具特色的文化个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优势,黄河文化、丝路文化、工矿文化、红色文化的融会贯通,无疑加重了这一方热土的文化含金量。这些闪光之点封存在历史的烟尘中,一直完整无损地左右着人们的精神境界,陶冶着人们认知生活的情操。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如同白银这座城市的命名一样稀有珍贵,这是自然和人类留给白银的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继承和发扬蕴藏其中的人文内涵,必能提高白银在全国的知名度,打造好白银的城市品牌,这是文化对城市魅力影响的必不可少的光环效应。

　　白银境内分布着人类文明不同时期的历史遗存,城堡关寨星罗棋布,馆藏文物品类众多。黄河上游四大官渡白银境内就有3个,丝绸之路3条线路在白银尽然分布着两条,全国现存的战国长城、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在白银境内皆能找到遗址,黄河在白银流经258公里,占全省长度的百分之五十二。白银的矿产资源开发由来已久,陶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马家窑文化时期就以普遍应用,在宋代时期采煤和制瓷就以见诸史册,到了明代洪武年间,贵金属的开采规模十分宏大,有“矿炉二十座、矿徒三千人”“日出斗金、远销金城”的记载。市博物馆和县区博物馆馆藏有数万件珍贵的文物,而流失于外国、外地的文物更是不计其数,东罗马鎏金银盘和晋归义羌王金印这两件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是流失文物中的两件。

　　1988年秋,在靖远县北滩乡一农舍房基下出土一鎏金银盘。盘直径31厘米,高4.4厘米,重3180克。盘底有一矮圈足,直径11厘米,高0.9厘米。盘面表层附有黑灰色锈,底部如新,盘口经卷折锤打和旋磨,做成厚而扁的唇边。

　　整个盘面从边唇向里可分为3层。外层宽8.6厘米,纹饰主体为葡萄卷草纹,与葡萄藤叶、须、花蕾、果实相间,在纹饰间隐藏有鹦鹉、蜥蜴、夜莺、蜜蜂、蜗牛、蛇以及昆虫等29个小动物。中层宽2厘米,外缘饰联珠纹和花叶,内缘饰细密的联珠纹,中间条带由柱形饰分隔成12等分,每等分左侧一动物,右侧一神像。依次为:1.鹅,留络腮胡须发的老年男子；2.鹰,盘发的青年女子:3.鱼,戴浅圆巾帽的中年女性；4.斗鸡,着通肩大衣,斜戴挽帽的英俊男子；5.鹄,一青年女子头箍高髻,发上缀满花蔓；6.一兽似老虎,一老年男子；7.一动物,头饰花蔓的女性；8.一动物,一男子戴圆帽,通肩大衣,须发鬈曲；9.一水禽,中年女性花蔓箍发,着通肩大衣；10.一动物,一戴小圆帽的老年男性；11.一鹫立巨石,青年女子鬈曲发箍；12.一似犬的动物,青年男子鬈曲发箍。经专家考证,这12个人物分别是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的12主神: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尔忒弥斯、天帝宙斯、处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物神得墨忒耳、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尔墨斯、春神帕尔赛芙涅,凡六男六女。内径9.5厘米,为一凸起圆形银片,薄片经压模呈高浮雕纹样,主体一青年男神,鬈发,下颏无须,上身全裸,小腹及脐部以下掩裹大巾,巾角反绕双肘飘拂体侧,肩扛两端饰花蕾的“权杖”,倚坐一雄狮之背,神态优雅。狮颈部鬣毛丛生,肢体饰圆斑纹。这个人物为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

　　这件珍贵文物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一出土就引起了学术界注目。时任甘肃省博物馆馆长的初世宾率先予以考证,他认为是东罗马帝国的产品,铸造时间为公元4-6世纪,产地可能在意大利、巴尔干半岛或土耳其西部。继后,法国学者史蒂文森认为是公元3-4世纪东罗马产品。日本学者石渡美江认为是2-3世纪罗马东方行省北非或西亚产品。北京大学林梅村释读出盘底的一行大夏铭文,意为“价值490金币”,并认为是一件大夏银器。

　　关于银盘的年代,甘肃省博物馆定为东罗马时代,即公元4-5世纪,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据《魏书》记载,东罗马帝国曾三次派使团访问过北魏。也许这只银盘就是当时东罗马使者遗留在黄河古渡的贡品,也可能是那个时代西方商旅携带的交换物。

　　2005年,中共白银市委党史研究室在编辑《古今白银》时,我们前往省博物馆拍照,可惜鎏金银盘被运往北京展览,未睹真佛一面,实在有点遗憾。

　　关于晋归义羌王金印,最早的记载见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范振绪所主修的《靖远县新志稿》他在新志第四编《略·古迹》中是这样记载的:“此印民国二十八年南乡民人宋廷魁在沙河中拾获,驼牛(纽)金质阳文篆字,文曰晋归义叟(羌)王印。考晋代封王者,例用驼纽金印,义叟王不知所自,然其为晋代物无疑。”范志在记述中出现几处错误,一时将驼纽写成了驼牛,二是将羌王写成了叟王,三是将归义和叟王没有正确的断句,故有“义叟王不知所自”之句。

　　晋归义羌王为金质,驼钮,正方形印面,篆书阴文“晋归义羌王”。羌是居住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西汉时期与汉朝廷时战时和,最后接受朝廷管辖,为附汉的羌民。东汉时期以后,羌人势力变强。到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乘天下大乱,分起争雄,部分羌族首领依然认为晋朝是正统,归附晋朝。这枚金印应是晋朝廷颁赐给归顺晋朝的羌王印绶。此印为两晋时期晋王赠给羌族首领的官印。印文形式承自西汉宣帝以来传统,在赠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之首,署“汉”或“晋”字,下为民族名,并在民族名的前后加上“归义”二字,又常以驼钮作为这种印的基本钮式。其中“归义”是汉晋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

　　印章不仅是持信之物,而且是权力的象征。据《独断》记载:秦以前的玺印尊卑共之,“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这说明秦以后玺印不仅是持信物,而且是天子权力的象征,同时也说明秦代曾经建立过官印制度,有人考证:秦统一六国后,等级制度森严,在少府设置了专门掌管印章制度的“符节令丞”。

　　汉代有官印制度,且对玺印的文字数、官职名称、特别是对印之材料、绶带、钮制都做了规定。以铜质浇、刻的印章称为铜印。铜印有青铜、红铜、黄铜、鎏金铜等不同铜质之分。宋以前的印章绝大多数为铜印,主要分成官印、私印两大类,若再细分则还有殉葬印、宗教印及烙物印等杂用印。铜印的形制,除一面印外,还有两面印和套印等。一面印除方、长、扁、圆外,还有其他特殊的形状。字体一般有缪篆、鸟虫篆和小篆3类,元押中还有楷书。

　　对于羌王金印的出土和流传,赵晓林、高振茂、吴世鑫等曾有撰文记述,其事实与我们考证出入不大,只有一点不同。我们考证调查时曾有知情者这样说过,范振绪在拿到金印后既认不全上面的篆文,又确定不了金印的真假,于是便将金印交给当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于右任进行鉴定,其后,于范二人戎马倥偬,再无谋面。于是羌王金印便留在了陕西。2005年,我们在编辑《古今白银》时曾持中共白银市委办公室的介绍信前往陕西省博物馆拍照羌王金印,但陕西省将其视为至宝,别说是拍照了,就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但这样珍贵的文物,《古今白银》上必须记载,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造假,将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晋归义羌侯”印拍照刊登。（白银晚报）